那是一個如常繁忙的夜晚，李先生說他出去買東西，馬上就回來。就是那麼短暫、那麼碰巧，李母的心臟停止了。電話另一端哀求：一定要等他回來。待他趕回現場，心肺復甦術已超過一小時，對他而言，是既漫長又短暫的一小時。
已經夠了，我們說。
「讓我進去看看。」他看起來很慌亂，一切太過突然，我們都沒有想過這一刻竟是如此悄然、無聲無息地來到。
李先生是一位非常特別的家屬，他會在查房時自備專用筆記本，記錄護理師測得的生命徵象；會把所有診視、照顧過他母親之人的姓名相貌、話語全都一字不漏記下，並前後交叉核對這些人說話、做事是否相符。如果沒有相符，便會拿出媲美警方偵辦刑案的態度追究責問到底。他會仔細看並記下呼吸器面板上的數值和設定問我：媽媽呼吸的狀況如何？何時可以脫離呼吸器？為什麼又喘呢？
李母中風後，意識被困頓在她的軀殼裡，一旦意識、身軀被囚，床就不再是帶來安眠與舒適的天堂，而是泥濘的沼澤，陷於其中的人只會愈陷愈深，得靠定期翻身才能延緩滅頂的可能。沼澤裡潛藏了很多危機伺機而動，例如壓瘡、肺炎，或泌尿道感染。這是一個漫長的下沉過程，沼澤的泥濘不只淹沒臥床者，也會慢慢侵蝕照護者——伸手挽救的人，不可能不弄髒自己。
我向來樂意就自身負責的專業範圍內說明病人狀況，但是李先生對病況走向不盡理想的事實難以接受，每次說明都是現實與修辭的拉扯；為了避免說法有絲毫落差而產生不必要的糾紛，我不得不謹言慎行。
住院是浪，是重複撕扯的過程，在希望與落空之間擺盪，每一次波瀾都加速了下沉，剩下的時間都只是沉到水底前的等待。
我得知李先生沒有工作、沒有婚育，僅是一心一意地獨自看護自己的母親，就這樣既孤獨又充實地度過近二十年時光。母親在他眼裡似乎一直都是清醒的，她是他的家人、他的伴侶、他唯一的朋友，也是他的世界。
時間是公平的沙漏，從來只有流逝，沒有增益。我知道李先生是虔誠的基督徒，因為她的床邊總有詩歌吟唱，和牧師講道。收音機代替他，留在床邊傾訴，告訴她：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，凡事都能。
呼吸照護病房的日子過得很緩，陽光循固定的軌跡推移，李母很好；很好的意思是，沒有大變化，也沒有進展。照護是瑣碎而漫長的過程和往復的迴圈，是違逆時光洪流，不容許分毫鬆懈；稍有差池，就會在泥濘中滅頂。
不論平日假日、不分晴雨，日落星昇，他總是最早來等待會客，最晚離開。在疫情嚴峻而暫停會客的時期，他也必然來到門口，在原訂的會客時間內撥打視訊電話。只是視訊電話，又為什麼要來院呢？他說，他想盡可能離母親近一點。
不知道是不是醫療團隊照護有佳，抑或祈禱有了效果，李母真的成功脫離呼吸器了，這是入院第三年的事。下轉照護機構前，她暫時收置在一般病房處理部分抽血異常值。
預兆往往緣起於一些細小的事；疾病亦然。
李母左手腫脹的問題遲遲沒有改善，似乎不是單純水腫。電腦斷層檢查結果遠比我們以為的還要殘酷：左心房血栓。照會心臟內科醫師，回覆更直截了當：無法治療，隨時會死，也許是數日後，也許是數週。
所有人瞬間就理解了：這個謎底不算太離奇，李母本身就是中風患者。但李先生難以接受。我們沒有撈抓掌心的砂礫，而是摔碎了沙漏，指尖觸摸的，只是玻璃碎片。
那天李先生在護理站外徘徊良久，他似乎很想抓住某個誰，如同抓住浮木。我感覺我像是站在岸邊的人，縱然拋出繩索，但風浪太大，最終於事無補。我說不出安慰的話，像是我們都盡力了，像是你已經努力了很久。
病房的日子變得詭譎，她還需要去安養中心嗎？要在這裡住多久？我們彷彿聽到倒數時鐘迫近的滴答聲，卻不知道還剩下多少時間。我們端測著該怎麼開口比較合宜？畢竟李母已經89歲了。
他成了逃避的小孩，單人病室裡詩歌繚繞，彷彿這樣可以把死亡阻絕於門外。斷然逼問似乎過於殘酷，我們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切入：「你不能把重心都放在媽媽身上，該找自己的生活目標。」「媽媽一定會比你早走，有沒有想過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，你該怎麼辦？」
那張病床成為一座荒城，盤根錯節，不只纏附李母，也根縛了他。如果想要敞開門扉，就不得不砍除荊棘，與此同時，或許城牆也會崩塌。我們應該習慣，世間都僅是尚未消亡，若不能接受塵歸塵，土歸土，執意阻撓時間，那麼留下的，只有指尖的血跡與刺痛。你說：我想要讓她開刀，我想真正的意思是：如果能換一顆心臟，你願意拿自己的來抵。
工作久了，都有一種感覺：病人擁有自己的想法和意志，哪怕他躺在那裏動也不動。
「如果沒有出去買東西就好了。」
可是我覺得，說不定她一直在等待這一刻，等待兒子不在身邊的這一刻。這樣的話，他就不必為了決定而為難，不必承受撕心裂肺的瞬間，她也不必為自己的離去而躊躇。
「再給我一點時間。」李先生一個人在病室裡待了好久好久。
你說，最後的最後，你仍想祈求神的垂憐，不要把你的家人，從身邊帶走。空下的軀殼，沒有他人可以居住；就算是傾頹的荒城，也是你唯一的歸處。你佇立凝視的風景，雨在遠方散開。等花開到荼靡，從此才能懂得，有些事，低頭祈禱比轉身面對容易。
